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懋功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提出以运动战迅速攻打松潘胡宗南部，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在发言中勉强同意中央北进方针，又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提出五点意见：（一）中国红军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三）应看到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如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就一定要打破驻点，牵制敌人。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取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六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二十八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法国投降与英国失败，引起了世界一系列的变化，一方面德、意、日扩大战争，一方面美、英及法国残余不得不对抗德、意、日。因此，中国目前处在新的环境中，主要是：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虽然即使能好转，目前大体上也必然还是一个拖的局面。任弼时指出：由于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冲突的增加，美国将支持中国抗战。我党的方针是支持长期抗战，这是大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进行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党长期执政，既具有巨大政治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的力量，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管理、监督。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要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